回顾2012并展望2013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2012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年，而2013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年。

　　财经发表经济学博士陈金保文章表示，经济转型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至今已17年，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必须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促发展不能自拉自唱，要让群众受惠”，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副总理最近的系列讲话终于让我们看到了转型的决心，看到了转型的希望。

　　倒逼下的转型抉择

　　文章称，谈到经济转型，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借助资金和技术的引进，依靠世界经济全球化下的比较优势和后发国家优势，采取以低成本为主的竞争策略，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瞩的伟大成就。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十五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前后，中国GDP将可能超过美国，夺回世界老大的位置。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高居世界首位；年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20%，有些年份增速甚至高达40%。可以说，截止2011年底，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一路凯歌。

　　从增长动力来源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一阶段，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外开放和解除经济管制等制度大变革带来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突出表现为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外资的涌入；90年代至2008年为第二阶段，经济增长受益于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出口拉动，以及基于出口需求基础上的资本形成，突出表现为农民工进城和工业化推进；2008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弱化，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出口型制造业遭遇发展困境，一面要与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竞争，另一面要与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竞争。由此，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再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被倒逼转向内需和产业升级。

　　在第三阶段，如果中国继续依赖过高的投资增速，由于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长缺乏有效的需求支撑，加之中国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就会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重的“政府主导”色彩导致的“国进民退”和产能过剩在加重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还会进一步抑制民间经济的内生创新活力，搞不好中国就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在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向占据更高价值链地位的出口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挑战，竞争优势更多地不能再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简单规模扩张，而是要更多依赖科技水平与创新速度的提升。在此情形下，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就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形势倒逼下的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

　　转型决心难下

　　文章指出，关键的是，虽认识已有，但转型决心难下。

　　长期性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双高”增长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那就是经济增速一“破八”，总想再回到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6%-8%的经济增速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来说，绝对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据估计，2012年中国GDP增速大约为7.7%左右，美国为2%左右，日本也刚刚由2011年的负增长转为1%左右的增长，欧洲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德国可能在1%以下。金砖五国中，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不到6%，巴西3%，南非2.5%。

　　为什么总想“保八”呢？“保八”的目的无非就是保就业、保收入和保财政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超高速增长”走向“适度增长”的转型之路会非常艰难，这两种增长模式之间的切换需要一个自然渐进的过渡路径，而制造业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骤降的时期，日本在1973年、韩国和台湾在1997年，而且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所以，就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也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真的出现骤降，中国的就业怎么办？中国刚刚过50%的城市化进程如何持续推进？

　　幸运的是，进入2012年，这种纠结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
　首先，2012年的两会破天荒地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多年来首次低于8%。而且经济定调由2011年的“保增长”改为2012年的“稳增长”，意在为经济过快增长降温，为经济发展观念转变铺路。“稳增长”虽与 “保增长”仅有一字之差，但“稳增长”显然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第一，“稳增长”对经济增速并没有定量的目标，更多的寓意是要预防经济短期内快速下行，即重点防范经济失速的风险和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以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或引发通货紧缩；第二，“稳增长”的背后还有着“调结构”、“提效率”和“保民生”的影子，即“稳增长”要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大背景。换句话说，“稳增长”不再是把“增长”作为唯一目标，不能为了“稳增长”而不顾“调结构”，而是要把它看成一个统筹考虑增长速度、增长质量和发展民生的综合性目标；第三，“稳增长”并不是追求经济高增长，可以容忍一定量的经济增速下滑，只是不希望下滑得太快，目的是要以较稳定的经济增长，来尽量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同时也兼顾保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2012年在经济持续下滑的形势下，中央没有出台太大的投资刺激计划，而且仍坚持了“边调边看”的谨慎稳健货币政策，这确实反映了政府“稳增长”的良好心态。

　　其次，经济转型战略已经从1995年最初提出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随后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十六大提出“三位一体”，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发展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可以说，我们的转型战略思路越来越明晰。在十八大报告中，这种思路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三是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四是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五是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幸福中国，这个提法很新颖、很重要，也很了不起。
转型新期待

　　文章称，2012年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增速“破八”确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走过2012年，决心已下，思路已有，转型之舟已然重新启航。那么，在2013年或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能期待些什么呢？

　　在转型总方向上，李克强副总理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要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把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着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是速度要实实在在，不要盲目攀比，不要有水分；二是要能增加就业，有就业老百姓心里就安稳；三是收入要和增长同步，让群众获得好处；四是速度和效益相匹配，没有效益就不可持续；五是能源资源环境可支撑，在环境优化中实现发展。

　　从长远来看，要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要经济转型首先要政府转型。在市场经济框架中，市场参与方有两个：企业和消费者。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如果政府硬塞到这个市场框架中，两方博弈一下变成了三方博弈。那政府的目标是什么呢？理论上讲，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慈悲为怀，以天下为己任”。这有多大可能呢？在目前体制下，政府的目标很可能演化为当政官员的政绩最大化。为招商引资，可以零土地费用，可以免税，可以牺牲环境，可以强拆征地，如此等等。经济增长稍稍趋缓，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就接踵而来，消费难有表现，投资就只好又是全部寄托，经济转型就会难有表现。

　　从短期来看，以下几点可能更值得期待：

　　第一，2013年经济增速仍然定在7.5%是大概率事件。目前中国经济短期内已企稳回升，市场对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要比2012年高，经济增速仍有希望重回8%以上。国内经济短期软着陆的态势已经确认，但为破冰一些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为经济转型进一步腾挪政策空间，政府仍会倾向于主动调低经济增速。这确实很重要，因为这彰显政府转型的姿态。

　　第二，2013年的经济工作最终目标由过去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转变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一元目标已经演化为二元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态是对以往经济改革的反思，是对重启改革共识的肯定，特别是包含有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改革是对以往渐进式改革的大突破，不仅仅是既有改革的深化，更是改革的再出发。基于此，中央下一步可能会重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淡化GDP指标，而加入居民收入增长、节能减排、社会保障等民生和环境改善指标。

　　第三，提振内需应该会是2013年的经济亮点。扩大内需的地位近年被一再强调，今年更将其提高到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要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不论是因为短期外需整体不容乐观，还是因为中长期经济结构改革，这一举措都有其必然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旅游消费、养老消费等等，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内需消费将会更加体现多元化。但同时，短期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关键，消费基础作用的培育绝非一蹴而就。

　　第四，温和的基建投资策略仍会继续，这是“稳增长”的需要。2013年货币政策仍会体现稳健和谨慎性，“边调边看”恐还是主基调，但2013年财政政策会在2012年的基础上适当从宽。为便于与经济转型相匹配，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倾向民生领域，二是倾向可以打基础、利长远，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

　　第五，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系列改革会逐步拉开帷幕。其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标准是信号，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肯定不会止步于此，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农村集体土地物权流转、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改革，甚至土地“农转非”的市场化过渡都值得关注；其二，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放异地高考是首选。在保持小城镇和县级市对农民入户敞开的同时，户改还要逐步向大中城市推进，不改变户籍与城市公共福利的挂钩，农民市民化就无从谈起；其三，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由“量”到“质”的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要围绕建立城乡统一保障制度进行；其四，配套财税体制的改革，财政收入要向地方倾斜。这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革户籍制度的配套措施，不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财力和动力为非户籍人口提供同等的公共福利。